摘要：法学教育的核心，应在于培养学生对于我国主要的实体法、程序法具备全面的知识，以及进行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应足以胜任法院的民事(包括商事)、刑事、行政审判的基本工作，将来经过短期学习即可胜任全部类型的审判工作。

关键词：法学；法学教育；核心

培养法官能力，主要是培养其法教义学上的知识和能力。法教义学是指以法规范为研究对象，以阐明法规范的含义为主要任务的学科。一方面，法教义学以立法为核心，并基于判例和学说上关于法律解释之见解的积累，而构成一套关于现行法之内容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包含了一套探求“新”的法律“知识”的方法:法律需要解释才能够适用，而法教义学上形成了一套法律解释的方法，运用该方法可以使一个关于特定法律规范的疑义得以解决。法教义学之所以是法官能力的核心，是因为这套知识体系就是可以直接运用于司法工作的知识，这些方法就是法官在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时所运用的方法。

在法教义学上，并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分野问题。它是理论，但又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甚至只有在“实践”(案例分析)中才能更好地学习这种理论。法教义学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学术性。这不仅在于法律知识的抽象性、体系性，而且在于法律解释是一种可以与具体个案相

分离的、可以通过运用一般资料和抽象思考而进行的工作，因而具有“学术”的特征。当然，对法教义学的强调意味着法学教育并非全方位地培养法官能力。事实发现的能力以及其他实务技能更适宜于在实务工作中培养，而非法学教育的重点。

需要注意的是，法教义学并非法逻辑学，并非以演绎推理为唯一方法(它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中只是一种很不重要的方法)。实际上，当代的法教义学早已公开地承认法律解释中存在价值判断间题，并努力以一套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被反复尝试、运用，并在理论上获得普遍共识的方法，使法律适用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可以被相对客观地论证、审查和批评。其中，经济、社会、政治层面以及相关理论的考量，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法教义学并不排斥社会科学、哲学乃至“人文关怀”的介人。孙笑侠教授指出，法学有三个“向度”:法规范学、社会法学、哲理法学，而法规范学(即法教义学)是其中的主流和基础，至少应当是法学教育的主流。因为法学教育应当是职业型教育，只有法规范学才能让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功。笔者赞同他的见解。

当然，法学教育中也应适当地训练律师(诉讼律师和非诉律师)、立法者以及学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为此应提供包括法律诊所在内的相应课程。但是，它们主要应体现为高年级选修课。案例练习课中也可以适度训练律师角度的法律应用能力，但只能占据一个较小的比例。

一、几个相关问题

1.培养法官能力并非“以吏为师”

需要注意的是，培养法官能力，并非指养成适应当前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而是指训练学生具备像一个理想中的法官一样的能力。这种强调是为了避免一个误解，似乎法学教育应当以法官为师，模仿中国现实中的法官。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法律还比较粗陋(尽管体量已经非常庞大)，根据这样的法律判决案件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其实恰恰相反!一个欠缺精巧的立法技术、充满矛盾和漏洞的法律体系，给法律适用工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要想以这样一套法律为依据作出妥当的判决，其难度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因而实际上中国法官必须具备比西方法官更高的能力。

可是另一方面，中国法院的现状如何？笔者可以大胆地作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判断。至少在笔者所熟悉的民法领域，笔者通过法律数据库读过的判决书有上千个，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许多判决。其中没有一份判决书可以令人完全满意。笔者并非采用了什么高标准，而仅仅是从一个判决书应有的基本思路的角度来说的。当然，存在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判决，但是它们大多是在某一个问题点上显示出深人的思考或者敏锐的见识，从一般的法律解释、推理过程来看，基本是不及格的。

因此，尽管当前的司法实践经验对于法学教育来说具有许多层面的价值，但法官的专业能力离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具备理想状态下的法官应有的知识和解释与适用法律的能力。他们将来进人法院后，并不是以更快的速度变得与

资深法官一个模样，而是可以在熟悉操作流程后，体现出更加高超的专业技能。所以，本文所称的“法官能力”，其要求大大超过法院目前所达到的程度。

2.培养律师能力为何应当处于次要地位?

法科毕业生担任律师工作的人数更多，是否更应当主要关注律师能力(而非法官能力)的培养?从诉讼律师的角度看，律师工作的出发点是对法官态度的预测。当事人找到律师后，律师肯定要根据其事实状况(包括证据的充分程度)和对法律的理解，预测法院会如何审理和裁判，胜诉几率有多大，然后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建议及方案。即便因为证据或其它考虑而需要达成和解，法官会如何判案仍然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诉讼过程中，律师固然要尽量寻找对本方有利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但是其要点仍然是关注法院会考虑何种事实、考虑适用哪个法律规则以及可能如何解释，进而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影响法官。可见，律师的诉讼业务完全是从属于法官视角的。当然，在教学中让学生像律师一样挖掘所有的u. prosand cons"(正反双方)是有益的，但是法学课程不能满足于此，仍然要训练学生像法官一样作出抉择。与日常生活乃至经济或政治性的决策一样，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挖掘出某种方案的利弊，但是要权衡利弊并作出抉择却艰难得多。法律人必须学会在信息不充分、正反两方面“都有道理”的情形下，作出一个慎重但明确的决定。法科学生必须具备这样的意识和能力。

从事非诉业务的民商事律师(主要是商务律师)，似乎离诉讼、离法官很远。法官能力的培养是否偏离于其业务需求？绝非如此。

非诉律师的视角通常来说仍然从属于法官视角。比如起草、见证一份遗嘱，律师固然直接考虑的是继承法中关于遗嘱生效的形式要件(比如口头遗嘱原则上无效，代书遗嘱的见证人问题)、内容方面的要求(比如必须给需要扶养的继承人留下一定的遗产)。但是，这一工作的实质仍然在于:一旦所起草、见证的遗嘱的有效性被质疑，法院会如何判决。因此，对于那些法律解释上有或可能有争议的问题，律师通常会特别小心。他们会搜集各地、各级法院就该问题的判决，搜集有关学说，以便更为准确地知道:一旦涉诉，法院会如何判决。而这一评估的结论将直接决定其如何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实务当中，律师常常需要向当事人提示“法律风险”，其主要意义就在于让客户了解某种做法可能发生的争议及其消极影响。换言之，一旦涉诉，法院可能做出的裁判及其对客户利益造成的影响。

商务律师最有含金量的工作是设计各种交易框架。特定的商务目标的达成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法律安排，而律师需要设计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商务目标、法律风险可控的框架，当然最好还要简便、廉价。这种业务所需要的能力，应当如何养成？不妨以信用证为例。信用证是国际支付结算中最重要的形式，过程非常复杂，但安全性高。信用证是在国际贸易中渐渐发展出来的。我们在此假想一下，假如信用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一个律师需要具备何种能力，才能够对于这种支付方式的诞生和完善作出贡献？

就律师必需的法律基础知识而言，他应当对合同法(特别是买卖合同)的法律规范(当然还有国际私法规范)有透彻的了解，理解“合同自由”原则。这样，律师在接受客户(比如货物出口方)的委托而接触这类业务后，在逐步了解国际贸易以及支付结算中的各种风险点后，就可能为当事人设计出信用证这种以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单据买卖”为主要特征的合同，让出口方、进口方之间在支付结算上的风险有一个新的交易框架。进而通过与其他各方的协商，使得这一安排精细化。在此过程中，律师需要不断地思考：假如发生诉讼，法院会如何判定合同以及合同条款的效力、如何解释其内容等。显然，那个首创的律师是一个伟大的律师。但是，法学院能够为他做的事情，只是使其具有完备的基本法律知识，以及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剩下的东西，只能源于实践。我们还可以再以资产证券化、信托投资基金等“高端洋气”的交易安排为例。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多谈，但实质也是一样的。

商人的要求千变万化，不可能事先预测，也不可能在法学院中学习(更没有这个必要)。律师所需要的仅仅是熟练掌握以诉讼为核心的法律概念和规则体系，然后在特定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就可以在透彻了解商业实践后，迅速地设计出整体框架，并逐步完善其细节。当然，某种专门训练也有一定的裨益，因此，法学院可以在本科高年级设置一门研究交易框架设计的课程，通过几个例子来训练这种“灵感”以及“转化”的技巧，以便将来能够举一反三。但是，无论如何它肯定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而只是核心能力的一个应用。在法官能力的基础上，商务律师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是“一点就透”。

3.“技能”和“理念”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分析似乎只强调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却忽略了对法律理念，特别是法治信仰的培养，似乎还忽略了培养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关心以及社会责任感笔者并非这个意思。法学教育的确应当包括这些内容，但这并非在课程之外的感召或者宣传，而是要系统地融入课程设置。在笔者所建议的预备知识教育以及法理学、法社会学等课程中，可以系统地培养这些意识；在部门法课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在理解法律知识以及进行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体会这些理念并妥当地加以运用，使其扎扎实实地融人对法律的理解，而非游离在法学知识和技能之外，变成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法治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技术。法官所应当具备的技能，是一种以法治原则和理念为基础，并且在操作过程中对其进行实际运用的技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固然包含了部分的法治思想，但它假定的是法律的含义清晰无疑，执法和司法工作中要做的就是严格地适用它。实际上，法律适用过程要复杂得多，法治原则的体现方式也复杂、微妙得多。例如，在刑法领域有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一个行为再丑恶，在法无规定的情形下仍然不发生刑事责任。但是，法治原则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刑法规范的解释中，理解起来则很不容易。民事法规的解释则更加微妙。对法治观念及其抽象理论的了解和认同固然是有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法律人能够通过法律解释以及法律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无形中浸润于其中所包含的法治精神。最理想的法学教育是，一个法律人哪怕毫无理想主义的色彩、满心“名利思想”，但是当他阐发法律问题、解释法律条文时，却可以将法治的精神贯彻在其中。相反，一个法律人如果充满对“法治”的激情，却不懂得如何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它，仍然不是合格的法律人。

各种法律技能中，最核心的是法律解释的能力。法律人应当敏锐地认识到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并且妥善运用各种方法加以解决，其中包括基于其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人认识而进行分析。这些意识并非超法律的，而是法律技能的应有之义。苏力教授认为，中国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笔者赞同在法学教育中培养一些这样的意识，但是，“超越法律”的思考只能占据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法学教育的核心仍然是法律适用，必须在“坚持法律”的范围内寻找更好的法律解释。

其实，法学方法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超越”因素，例如法律解释中的目的解释，以及各种灵活的法律漏洞补充。这些都是法治原则所允许的“超越”。“超越法律”的工作应当主要留给职业政治家去做，法律职业人员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并且有必要去做。法学教育培养的主要是将来从事普通法律工作的人，而不是将来的霍姆斯。其实，霍姆斯之所以成为霍姆斯，根本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结果。更何况，霍姆斯似乎也从来没有主张超越法律。

“法治”是法律和法学的灵魂，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坚持法治，是法律人能够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在某个具体制度上，如果某种有更好社会效果的判决必须以违反法治原则为代价，那么这个判决的社会贡献远不及于它对社会的祸患。“超越法律”的观念如果被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法律人藐视规则以及法治原则。这是极其危险、有害的!

4.为何不设定更为宏大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系统、精深的法学理论功底和较强的实务操作技能，具备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多学科知识体系，而法学院应当提供“拿来即可使用”的“制成品”。比如，中南政法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要培养“懂法律、懂经济、懂管理、懂外语的应用型法律人才”。笔者认为，在设定法学教育目标时，绝不能面面俱到。上述要求，不要说法科学生不可能做到，在优秀的法官、律师甚至法学教授身上，也很难集中如此之多的优秀素质。法学教育是法律训练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而法律职业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特别是，法学院根本不适宜于全面培养实务技能。

《培养意见》中认为法学教育应当“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本文的主张与此并不矛盾。法科毕业生中担任法官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以培养法官能力为目标，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具备了法官能力，担任其他法律职业甚至非法律职业，就有了最为扎实的基础。相反，如果因为就业方向的多元，就在教育目标上试图迎合所有的需要，必然导致目标混乱，结果是哪一个目标都不能实现。

《培养意见》强调培养“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希望“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似乎是希望法科毕业生同时具备某种其他专业的知识(比如会计、计算机)。笔者认为，“艺多不压身”，多学些知识当然是好的。现在有很多大学允许学生辅修另一个专业，或者取得双学位，这在总体上来说是好事，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有利于其就业和职业发展。但是，绝对不能为了“复合”而冲击法学专业课程的学习。法学专业课程应有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不能因此而改变。“复合”是一种锦上添花而已。并且，还须考虑学生的学习负担，以免什么都学不好。在笔者后文所建议的课程体系之下，法学专业课程的负担已经很沉重。应强制性地要求每学期所修课程不能超过一定的学分数;修读双学位的学生，必须延长学习年限至少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