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部分，其互补关系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本文使用中国老年人数据，研究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教育显著提高了中国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存活率，且教育带来的健康投入效率的提高比预算约束的放松所起的作用更大，因此可以通过健康行为的干预来增进人们的健康。本文进一步证实了教育对健康影响的持久性和跨国普适性，同时也发现了教育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渠道的一些有趣特点。

关键词：教育，健康，渠道分析

1、引言

长期以来，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最重要组成部分(Becker, 1964; Drossman, 1972)，教育和健康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显然，如果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那么受教育者不仅能够通过知识资本的积累而获益，而且可以通过健康资本的改善而大大增加人力资本的价值，因此研究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如果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渠道是已知的，那么通过对影响渠道的针对性干预，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为此，学者们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是否影响其健康水平?如果能，那么其内在机制是什么?

现有绝大多数文献都发现，教育与健康水平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正如Richards and Barry (1998)所估计的，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1990年美国一名25岁大学毕业生较一名高中毕业生至少多活八年。而Urossmanand Kaestner (1997)和Urossman(2000)的研究进一步显示，无论是采用死亡率、残障率、躯体功能等客观健康指标还是采用自评健康、认知功能等主观健康指标，无论研究对象是微观个体还是整体人群，这一关系都被稳健地证明是成立的。同时，教育对健康的正向改善作用也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研究所证实。i比如Kitagawa and Hauler  (1973)和Meara et al.对美国人群的研究，对英国人群的研究，M ustard etal.和Kunst and Mackenbach  (1994)分别对加拿大和北欧样本的研究，以及赵忠和侯振刚、赵忠、李珍珍和封进等对中国人群的研究等，均发现教育对健康具有稳健的正向关系。

然而，教育是如何增进人们健康的?现有文献对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已有的研究结论大致可归入“预算约束放松说”和“效率提升说”两种渠道假说。前者认为，教育程度高通常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从而能扩大健康投入的预算约束集。一方面，良好的经济收入能为受教育者提供良好的营养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可以支配更多的经济资源进行专门的健康投资，如购买医疗保险和服务、保健器材及设施等，从而有利于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Cutler and Lleras Muney, 2010; Ettner, 1996)。后者则认为教育能影响人们对健康的认知和相关健康行为，从而能够提升健康的“生产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健康”这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即同样的健康要素投入高教育者能获得更多的健康产出(Uroas-man, 1972)。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更透彻地理解治疗方案，更好地配合治疗，疗效也相应提高。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健康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更好地优化其健康投入组合。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备更高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健康知识更加丰富，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如较少吸烟、酗酒、吸毒等行为，饮食更加健康，并更积极地锻炼身体，较少参与高风险活动如飒车等。以上文献均围绕教育对健康的某一种或几种影响渠道进行了有益探索，但遗憾的是，(部分是由于数据限制)以往文献并未对影响渠道进行全面考察，因而无法在同一个研究框架下比较各种渠道的相对重要性，从而难以为“健康干预”提供充分指导。

为此，本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最新数据，对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目的在于考察:教育能否增进健康?其内在机制是什么，以及中国情况有何特殊性?

本文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全面考察了教育对健康影响的渠道，对“预算约束放松说”和“效率提升说”两种假说加以验证，并对各种渠道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比较，从而能够为健康干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其次，现有研究对老年群体关注较少，本文对老年人群体的考察有助于检验教育对健康影响的持久性;同时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关注教育对健康的作用对于实现健康老龄、提高老年人福利和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现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DECD等发达国家人群，而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使用中国数据探讨教育和健康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国际比较价值。

文章其余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考察教育对健康的影响;第五部分分析和比较教育对健康的各种影响渠道;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2、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

考虑一个关于教育对健康存量影响的方程:

H_i=a₀+a₁E_i+X'_iy+u_i     (1)

这里，H_i是随机扰动项。为了正确估计教育对健康的效应，必须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等内生性l司题加以考虑。在本文研究中，由于我们使用的是老年人样本，其受教育过程发生在很多年前，而被解释变量是现在的健康状况，不应影响几十年前的受教育水平，因此反向因果问题并不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但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在报告自己的受教育年限时可能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为此本文把老年人按其受教育年限重新定义为“受教育”和“未受教育”两类，以减少测量误差。遗漏变量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控制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偏误。利用CLHLS调查在受访人家庭背景、重年经历等方面信息极其丰富的特点，本文通过代理变量方法来尽可能控制文献中所提及的同时影响教育和健康的潜在遗漏变量，以降低可能存在的估计偏差。

由于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结果，受到父母特征(如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不同子女偏爱等)、家庭预算约束、家庭资源内部分配等因素的影响(Becker and Tomes,  1976;  Behrman et al.,1982; Schultz, 1984。而这些变量也会影响个人初始的健康存量，并进而影响其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Case et al.,2005;Zeng et al.,2007;Smith,2009)。因此，本文着重控制了老年人幼时的家庭背景与初始健康享赋变量。其中，家庭背景变量包括出生地(城市或农村)、父亲职业、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出生次序、兄弟姐妹数、兄弟姐妹中男孩比例等。初始健康享赋变量则包括重年是否经常挨饿、老人的身高和其父母是否长寿。其中身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重年时期营养状况的影响，也是幼时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代理变量，可以反映一个人对健康的初始投资和初始的健康享赋。父母是否长寿则代表了健康的代际遗传。在控制上述变量后.可以看做教育对老年健康的简约式效应,其中包括教育对健康的直接影响，也包括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变量”对健康的间接影响。

本文的“渠道变量”是指受教育影响或决定转而会影响健康状况的变量。在探讨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机制或渠道时，本文采用了的方法，即在方程(1)的基础上逐步增添我们所关注的渠道变量重新估计下述方程:

H_i=β₀+R₁E_i+X'_iy+C_iη+έ(2)

本文关注的渠道变量C包括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条件两类变量，分别考察教育对健康的“预算约束放松说”和“效率提升说”两种渠道假说。方程除增加了渠道变量外，其他设定完全与式相同。分别估得式和(2)式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和R后，1-R}/、即我们所关注的渠道变量C在解释教育对健康的作用中所占的比重(相关证明见附录W。例如，如果要研究吸烟在教育对认知功能影响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对方程(W进行回归(不控制吸烟这个变量)，得到教育的回归系数比如说o.2;然后把吸烟变量放入回归方程(1}，从而估计新方程(2)，得到教育的系数比如说0.1，那么减少吸烟这个因素能够解释教育对认知功能改善作用的。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分析的这两类渠道变量，包括健康行为变量(如吸烟、酗酒、锻炼等)和社会经济变量，都是老年人现在的行为或社会经济条件，而受教育则是很多年前完成的，所以这些渠道变量虽然会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却不会影响老年人的受教育过程。因此，即便在模型(W中不控

制这些变量，除了可能会影响模型估计的精确度外，不会带来遗漏变量偏误，这也是本文使用老年人数据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