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新冠疫情防控，国内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国外多点暴发、快速蔓延的态势依然严峻，纤解由于人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而引起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本文运用历史思维、底线思维、生态思维和系统分析方法，思考人与野生动物如何相处，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释家关于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智慧，分析人与野生动物矛盾冲突问题的现状，科学审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原因。按照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现实要求，本文提出:通过深入开展教育宣传活动、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广泛寻求生境恢复办法、优化野生动物栖息场所，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开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建立健全法制治理体系、提供野生动物法律保障，积极组织相关科学研究、提升野生动物管理水平等基本途径，最大可能地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平等共生、可持续发展，为最终决胜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全面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新冠疫情；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生态伦理
防控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国内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外防输人、内防反弹是现阶段疫情防控重中之重。聚焦两个多月来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及防控新变化，滥食乱用野生动物，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隐患，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数据表明，野生动物病毒传染与疫情暴发和传播蔓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03年暴发SARS疫情。SARS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SARS病毒也来自野生动物，与食用果子狸有关，致使果子狸在中国一些地区遭到大规模的宰杀。有人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与滥食野生动物蝙蝠有关联，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的一些行为的“恶与善”，如何协调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关系？怎样才能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有必要回望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从中探寻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的智慧，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类健康全面发展。
1、人与野生动物和谐思想源起与演进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关于“和谐”，西方古典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都有相关表述。在涉及人与野生动物关系方面，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儒、道、释”三大家所阐述的“天人合一”思想，集中反映了人与野生
动物之间“和谐”的智慧。
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孟子主张“性善说”，都闪耀着“天人合一”的和谐光芒。儒家把“仁”作为道德最高原则、最高标准和最高境界，“仁”是儒家的核心。儒家的“仁”从人与人、人与自然拓展到人与物、人与野生动物关系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界定“仁”；《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内含着爱人和爱物之意，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了许多阐发。《中庸·天命章》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和谐发展，就是对“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的具体描述。
道家提倡“道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讲的也是“天人合一”之意。这里的“天人合一”主要倡导天人间关系的协调，追求天人关系的相互和谐。《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道家的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返朴归真”，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成“道”“自然”，道家用“道”来描述自然、社会、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具有启迪意义。
释家，是佛家的一个分支，与道家相融合。释家的“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恒顺众生”等思想，也体现了“和谐”意蕴，其核心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从这些与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关联看，人们秉承“天人合一”的观念，和野生动物相处，做到人与自然外在的协调和内在的统一。对于野生动物，人们
也要以“仁”“慈悲”来对待，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关爱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这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也是人与自然之间应达到的一种和谐共生、平等相处的理想境界。
野生动物泛指地球上自然状态下生存且未被驯化的动物，是大自然的产物。由于人的恶为，目前有相当多的野生动物处于濒危状态。面对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等诸如此类的生态安全危机，人类必须汲取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和谐”精髓，发扬先辈的聪明智慧，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新时代“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最真的诚信、最大的仁爱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对待野生动物做到节欲善为、和谐处之，避免疫情灾难再度降临。
面对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严防密控严峻形势，国内外惨重的疫情现状促使人们深刻反省，要想在地球上有尊严、有质量地生产、生活、生存，就必须保护好野生动物，协调好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和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做到严格禁食野生动物，科学审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现状，查找人与野生动物矛盾冲突的原因，纤解矛盾冲突，尽最大的努力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生、平等相处。
2、人与野生动物矛盾冲突缘起
纵观人类漫长的发展史，远古时期的人类在地球上刚出现时，与野生动物面对着同样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以“茹毛饮血、采食野果”的原始方式同自然界抗争，在历经相当长的渔猎采集时期，他们一方面捕猎野生动物，用来作为食物和御寒的物具，另一方面也时刻提防和逃避野生动物对他们的袭击和伤害。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一直与野生动物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互相角逐的关系，人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处在一个动态平衡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愈加尖锐，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农耕文明的兴起，人类通过观察学会如何控制和战胜大自然之后，摆脱了对野生动物的衣食依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以及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协调统一关系逐渐遭到破坏。食用野生动物发生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茹毛饮血的原始渔猎的荒蛮年代，那时的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捕杀，还没有危及野生动物种群平衡和在自然界的长期存在。当人类捕猎的野生动物不但能满足自己衣食所用，而且还有一定剩余的时候，便摸索学会豢养野生动物，留作日后居家食用，这样人类逐渐地认识到许多野生动物是可以驯养的，于是便出现了家畜、家禽等家养动物。在此时期，家养动物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来源，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日渐和缓现象。
其二，工业文明和高科技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口的急剧膨胀，带来了对野生动物的过度猎捕和无节制滥用，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大大加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冲突。在很多人类生产生活与野生动物分布的交错区，时而上演着野生动物危害人类的事例。20世纪以来，人们愈加需要更多种类和数量的野生动物来满足自身衣食住行之需。虽然家养动物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日益膨胀的野味食欲和对毛皮兽用等的特需，这一时期人们对野生动物残杀与掠取，已经不再是作为动物食品的唯一目的。为了满足人类无休止的欲望，大量野生动物惨遭捕杀。近年来，这种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冲突已导致许多野生动物的濒危和灭绝。
 其三，生态文明新时期，虽然与野生动物有关的病毒传染疫情不断发生，由于一些媒介误导宣传和不良饮食恶俗的影响，很多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依然被食用，这种风气已蔓延至全球各地，俨然一派“富贵”摆谱、“财富”显示、“时尚”滥食歪风。还有一些扭曲宣传野生动物“原生态、无污染”、营养价值更高的推波助澜，使得有些人更加坚
信野生动物在野外环境下，喝着自然的水，吃着天然生长的食物，比圈养的家禽家畜要更加干净更加卫生，从而加以追捧消费野生动物。另外，也有人把食用野生动物看成为一种显摆“时尚”、显示身份的象征。在用粗粮替代精米细面作为生活主食而促进身体健康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最为“原生态”的野生动物上，由此导致对野生动物的捕杀现象变得愈来愈疯狂，使一些本来还没有到濒危境地的野生动物也濒临灭绝的边缘。
放眼国内国外，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案件时有发生，走私倒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案件不断攀升，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急剧减少，野生动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类历史上多次暴发的鼠疫、中东呼吸综合征(又称MERS)、拉沙热、马尔堡病毒、马秋波病毒、克里米亚一刚果出血热、非典(简称"SARS" )、非洲昏睡病、埃博拉、艾滋病等瘟疫、传染病大多来源于野生动物，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发出保护野生动物、实现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呼声。
3、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现实要求
把人与野生动物相提并论，本身就隐含着人与野生动物相互对立的寓意。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就必须正确处理好野生动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保护野生动物、尊重和善待自然界每一种野生动物物种，留给野生动物足够的生活生存空间。在解决人与野生动物矛盾冲突时，充分考量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生存需求，抛弃食与被食、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被控制等自私自利的狭隘思想。在纤解人类与野生动物矛盾冲突时，按照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随意侵害的现实要求来解决问题。
首先，提高人的自觉意识，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对野生动物的侵害。人为因素造成的大规模、高速度的野生动物灭绝，其致命点恰恰在于破坏了自然界的物种多样化，以及物种多样化赖以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破坏了自然万物生态平衡的有序状态，使原本有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运动速度、运动状态、运动方向等发生紊乱失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失调和矛盾冲突，带来了诸如非典、新冠疫情等危害人类的社会生态安全威胁，造成了人类生活和生存危机，其问题的严重性还远甚于此。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单向“放纵”，造成了自然界大批生物种群的物种灭绝。人类对广裹空间的无限自由，所产生的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计后果的一切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原本相对稳定而又生生不息的自然环境生态。譬如大量未知的生物病毒侵袭人类，构成对人类严重的健康威胁，特大自然灾害无规律地频繁发生，自然生态环境的空前恶劣直接威胁着人类的永续生存。因此，全社会每个成员都要自觉自律起来，有效避免个人的恶为对野生动物的无穷伤害。
其次，发挥政策制度优势，约束和控制人的恶行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破坏。鉴于人类不同的活动类型、活动程度对野生动物生活生存所造成的干扰破坏差异，所制定的约束机制和要求也不一样。总的来看，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干扰破坏，一种是影响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活动，造成最直接的野生动物生境改变，如毁林开荒、随心所欲的农田耕种、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填海造田、排湿造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超范围大面积的沿海湿地被钢筋水泥所覆盖;另一种是一些大型工程项目或临时设施建设的开工，导致自然环境破碎化，造成野生动物生境被严重破坏，如高速铁路公路、临时便线、便桥岔线，水陆运输干线及便道，大型临时通信、光缆工程，临时集中的风、水、太阳能等发电站、变电站和临时电力干线，跨流域调水等临时给水干线管路，跨河流、山川、高原、湿地等特大桥施工用的临时支撑和大型钢结构制造场、大型石料场、砂场等。减少这类干扰破坏的现实要求是，在濒危野生动物分布区、生态脆弱区以及典型的生态系统优先保护的陆地和海洋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为野生动物留下足够的安全栖息地，确保工程或临时设施建设开工前的评估论证，在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的生活生存需要，进行系统的生境影响评估，制定系统详细的野生动物监管和责任追究制度。
再次，注重管建结合联动发力，强化人的“善为”对野生动物生存发展空间的保护。充分发挥管建结合、以管促建、建管并举的优势，对于那些破坏较严重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积极推进人的“善为”，进行生境恢复或再建，如推行弃耕还林、弃耕还湿、弃耕还草等生态修复或生态恢复措施来“筑巢引凤”，并在合适的时节将野生动物引人原有栖息地、保护区。人的“善为”是对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目前以野生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区域在国内外已不多见，而在全球范围内，为了医药、毛皮、宠物等目的而进行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贸易甚至走私，仍是人类目前对野生动物的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近年来，以野生动物为主要对象的休闲娱乐(狩猎、垂钓、摄影、饲喂、观赏)和皮革业、医药保健、工艺制作、原生态旅游等，因其低消耗性和计划性而渐成主要利用方式，虽然这种利用方式总体上对野生动物比较友善，但如果管理不当也会对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生理繁殖甚至种群动态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注重管理与建设的相互促动，在开展野生动物休闲娱乐和相关制作工艺项目时，应密切监测项目区域中野生动物的生态变化，强化人的善行，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必要时应在赏玩者或制作者与野生动物之间建立缓冲区。
最后，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主动权掌握在现代人自己的手里，如何按照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现实要求，平等地善待野生动物，友好地呵护野生动物，归还野生动物在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生存的权利，这也是对人类自己的生存权利维护，更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汲取古今中外人类历史文化之精髓，充分发挥现代人的聪明才智，探究归纳出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基本途径，为经济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