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60年代，新生的中国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多次围绕语文教育方案进行调整与探索。这时期，语文教科书急切告别过去，渴求超越历史。在寻求快速变革与“大跃进”时代浪潮推动下，语文教科书从追求语文知识转变为追求思想教育与文化“大跃进”，其本体价值则由知识传递转向思想教育。

1、语文教科书作为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转型步伐的开启，语文教育随之进行现代化改革与实践。其中，教科书成为系列改革的“试验田”。20世纪50年代，在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我国中学语文逐渐分科。1956年，教育部正式发布《关于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科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并使用新课本的通知》，并正式启用新编的分科教科书。由于“文学第一”“脱离政治”等批判与质疑之声不断，1958年，语文分科全面停止，恢复常规语文课。随后的教育“大跃进”再次将语文教育推至社会政治伦理视域，语文教科书编制一度处于混乱、迷茫中。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50年代语文教育本体频繁变更乃至迷失自身与方向的基础卜，语文教育开启了新一轮的重构。教育部于1963年制定并颁布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开启了语文教科书以工具性为核心，着眼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的修订工作。从汉语、文学到语文，语文教科书承载着时代对语文教育何去何从的审视与反思，在增强人们的语言积累和文学感知能力中，发挥改造社会文化思维模式、促进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功能。

2、语文教科书在知识中心与政治中心两难间反思本体功能

20世纪50，60年代，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是我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基调。由于文学分科教学施行过程中出现“无论是思想性还是工具性都未能发挥出应有作用”的问题，1958年，分科教学结束，语文教科书试图再次重构。有关语文教育目的与任务的讨论在这一时期接连不断。1963年，随着“双基”的推行，语文教科书正式开启了以工具性为导向的重构方向。自此，语文教科书从注重语言训练到倡导思想领会，再到落实语文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在价值取向层面呈现着知识中心与政治中心的此消彼长；从纳人系统语文知识体系到拓展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再到加强语言文字与语言内容，在内容体系层面勾勒出两种价值取向的形构路径。从崇信语法体系自身逻辑到尝试单元与时代顺序逻辑，再到开始观照学生年龄阶段来编排，在内容组织层面表征着两种价值取向的融合形态。

3、语文教科书规约语文知识体系建构与教学改革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尽管语文教科书是在复杂政治语境下不断重构，但依旧保留学科本位的基本属性，并在语文学科自身系统化变迁中，初步组织了系统化的语文知识体系。在理念上，语文教科书展现了语文知识内在的现代性思想，从繁体汉字到简化汉字，从直音、反切到汉语拼音，摆脱几千年来阶层思想的束缚。在内容卜，语文教科书纳人多层面的语文知识，从无序语文知识到“八字宪法”(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语”和“文”的内容范畴得到拓展，人民大众语文知识学习路径得到规范。在方法上，语文教科书选编了大量语文知识练习，从口语到书面语，从阅读到写作，加深了人民大众对语文知识的本体理解，促进语言运用方法的习得。

4、化识成智与改革创新阶段(1978-200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促使我国语文教育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重新起航。从20世纪70年代末短暂的“抓双基”，到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语文科学化”，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语文素质教育”与“语文素养”，语文教科书在语文教育中始终发挥关键作用，其本体价值在矛盾的平衡中不断发展与完善。

4.1语文教科书作为文化自省的重要视窗

纵观我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文化自省贯穿始终，语文教科书则成为展现文化自省历程的重要窗口。语文教科书在知识性与政治性的辩证讨论中，构建序列化的知识体系，成为推进我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排头兵。在知识性向科学性的转换思考中，形成科学化的知识结构，成为推进我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文本工具。在尊重科学性基础上，人文性也逐渐得到关注，语文教科书在创设科学性知识话语语境中，凸显人的存在与发展，渐显语文教科书在推进我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软实力。语文教科书成为文化自省窗口的动因，一方面源自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间互为解构的张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彼此恰切的内驱力。内外力量汇融于社会文化语境，促进语文教科书文化更新与我国文化自省的同构。

4.2语文教科书作为“改革开放”的文化媒介要素

文化是课程的母体，任何课程都源自文化之母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快速走卜拨乱反正的道路。1978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引导语文教科书继承20世纪60年代初实践探索积累的“双基”有益经验，随后开启以培养语文能力和发展学生智力为导向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为语文教育、语文教科书编写指明改革与发展方向。语文教育由局部修缮转向整体调整，语文教科书也开启全面变革的新历程。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明确新教科书的编写思想、框架与内容编排原则。在内容选择上，语文教科书逐步纠正旧思想、旧文化，纳人新思想、新文化；在内容组织上，逐步革除刻板陈旧，以科学逻辑替代；在内容考察上，从标准化考试的结果评价走向语文学习过程的素质评价，开始审视语文知识机械传递的弊端，重视人文底蕴的积淀。

4.3语文教科书作为个体语文能力提升的重要工具

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人80年代，语文教科书的价值不仅作为提供基础语文知识，训练语文基本技能的工具，同时体现为促进学生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及学生精神世界构建的工具。这一时期，语文教科书成为启发个体思维、发展个体语文能力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依托。从重读写、轻听说，到听说读写能力并重，尤其重视通过语文教科书为个体提供标准普通话应用范例，促进个体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从以文学作为思想引领、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载体，到还原文学本身的美感与教化作用，语文教科书为个体提供多层次的审美体验，在语言、形象、意蕴、主题等多重领域实现融会贯通；从轻思维训练，到重启发引导，语文教科书提供自主学习示范，促进主体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开始重视促进学生个体语文能力提升的内容逻辑范式建构，表现出对工具性的反思和对人文性的关注。

4.4慧民开智与文化强国阶段(2000年至今)

进人21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纷纷研制各类人才培养计划，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各国的语文教育纷纷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我国也开启了以语文素养为导向的课程改革，并持续深化、不断推进。语文教科书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本体价值指向回应社会、回归人性。

5、语文教科书体现文化自觉

进入21世纪，尤其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在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中，我国现代化发展保持着文化理性，坚持先进文化方向，持续增强文化自觉。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Cramsci,A.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种自卜而下的“文化操作”过程必须借助学校这种制度化媒介，使大众积极参与操作过程，并在参与中获取认同。作为制度化语言载体的语文教科书，自然成为国家宏观层面文化自觉转化为大众微观层面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语文教科书反映国家顶层设计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精心筛选和编制，联结制度层面文化自觉意志与个体层面文化自信行动，统一国家现代化发展与个人语文素养发展的内在逻辑。

6、语文教科书凸显人文关怀

“完满的人性是人的理性智慧、价值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有机统一。”自21世纪以来，语文教科书围绕“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开启基于人性、尊重人性，促成人的完美生命体验的示范和引领之路。从强调语文素养的提升到重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揭示语文教科书人性关怀的内在逻辑。首先，以“素养”为落脚点，彰显主体发展的整体性。语文教科书对“素养”的追求，是从个体发展的复杂性、动态性与生成性等特征出发，重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整体性渗透。其次，以“素养”为着力点，回归主体发展的真实性。语文教科书落实语文核心素养，是从个体发展的能动性、适应性、可塑性等特征出发，将人置于现实生活世界，强调从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中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语文教科书将核心素养发展和形成作为学习目标，力求体现语文教育重在语言文字使用、学生精神世界建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功能。

7、语文教科书渗透国际理解

在全球化时代实践中，我们需要以开放的视野、平等的心态，积极寻求世界的理解、沟通与合作。首先，语文教科书作为“面向世界”，培养“国际意识”的重要载体，对接课程标准中的国际理解目标。比如，《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及后来的修订版，都强调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开阔视野、开放心态的重要性。其次，在语文教科书选文中，渗透国际理解。语文教科书编制团队经过谨慎甄别和深人论证，精选不同国家的经典作品，提供多样的语言文化学习场域，有助于教科书学习主体拓展国际视野，增进国际理解。在综合实践活动中，也可以发现国际理解理念的多元渗透。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语文教科书逐步革新体例和体系，从不同维度和不同视角纳人国际理解，反映时代对国际化视野人才培养的基本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