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研习法教义学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感受，正在于德国“学术与司法实务良好互动”，法学与司法之间的深入对话”，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紧密联系”，司法审判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与良性循环”，沟通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桥梁……构筑统一的法律共同体的钥匙”。在德国，“由于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法学教科书和法典评注为了反映最新的司法实践成果而常常再版，更新很快。学者也将自己的学术成果被法典评注所引用，进而影响司法视为最高学术成就。”〔比如“德国刑法判例和刑法学说之间经常是会互相影响的”，“判例研究与法学发展存在着休戚与共、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法教义学的发展乃是在法官的推动下进行的。”这是因为，“一般法教义学，尤其是民法、刑法教义学的服务对象是法官。它从法官的角度看待法律问题，因而是以法庭为背景的学问。”

尊重和研读司法案例及其裁判规则，不仅是法教义学的必要内容，而且是其独特的学术品格。这就是诺依曼所谓的“法教义学的任务，在于为司法裁判准备和提供规则。”也正是法学的这一基本任务，决定了“法教义学的‘最终目标’（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仍是‘确立用以决定案件的规则’。”对此，魏德士的论述更加一阵见血：“法教义学为什么会产生呢？ 原因在于法学是关于现行法的学问，而现行法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法官又不能以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决，因为法学（也就是法教义学）的任务就是解释制定法，填补其中可能的漏洞，为法官判案提 供可供选择的论据。”

德国法教义学的这一司法取向，不仅主导着法学研究，而且深入到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当  中。表现在法学教育方面，法教义学是一套案例研习方法，为法官审判提供必要的参考；而就司法实践而言，法教义学则是一种判决说理方式，体现在法官的司法实践当中。很显然， 之所以存在这样一种法官和学者良性互动的理论基础，就在于法教义学的落脚点是一种判决说理方式，法教义学的立法解释和体系建构，都在围绕着最终的司法裁判———“教义学的输出端”。离开了司法裁判这个实定法基础，法教义学就会失去其源头活水。

因此，并非所有案例分析都是法教义学，也并非所有法条解释都是法教义学。一方面，不以体系化解释实定法秩序为目的的案例分析，并不是法教义学。案例分析可以服务于多种目 的。很多以中国案例印证德国教义的案例分析，就不是法教义学。还有些研究虽然以“法教义学”为名，实际上是对德国法教义学的梳理，不是对本国法律教义的研究。这类研究当然也可以是好的研究，只是并非方法论意义上的法教义学作品。因为这些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德国法及其普遍原理，但是对于体系化解释中国的实定法秩序并无直接的意义。实定法秩序， 首先意味着主权和国别。不受主权和国别限制的是自然法，不是实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