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这一命题适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各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便到了普及化阶段，质量标准也是衡量普及化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普及化的初级阶段，具有大众化特征的质量标准、质量评价、质量保障得以延续，并逐渐体系化；质量标准更加多元，更富有弹性；学生的地位更加凸显，学生参与、学生质量等高等教育受众的体验与发展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愈加显著；政府、高等学校、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对高等教育质量有重要影响。在中级阶段，质量标准、质量评价和质量保障越来越多地呈现典型的普及化特征；质量评价主体多元化，学生积极参与质量评价和保障，主体意识增强，学生中心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初步形成；政府、高等学校、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在质量保障中逐渐稳定下来，良性互动机制初步建立，且对高等教育发展发挥引导作用。到了高级阶段，质量标准、质量评价、质量保障呈现超稳定的状态，评价模式丰富多元且适应性强；学生主体地位巩固，学生中心的理念成为质量评价的核心理念；政府、高等学校、社会力量和谐共治的质量保障体系形成，各方力量得到有机整合，形成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合力；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受众都能获得令人满意的优质教育体验。

高等教育普及化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普及化进程的快慢并不完全由高等教育本身决定。从有关国家的经验看，普及化进程主要有三种模式。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就规模而言，开启了普及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制度、经济、质量以及相关社会环境等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也会走出自身的发展道路。

从统计数据看，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不同国家（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有快有慢，呈现不同的特点。对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10年及以上（2010年前毛入学率达到50%）的27个国家的普及化进程进行分析，发现大致有三种典型模式：一是快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量超过2个百分点，代表国家有土耳其、希腊、智利等；二是中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量在1个百分点至2个百分点，代表国家有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三是慢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量在1个百分点以下，代表国家有英国、意大利、日本。

就规模而言，希腊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间与日本、意大利大致相同，但其普及化进程与后两者却完全不同。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希腊高等教育保持大众化阶段高速增长的步伐，发展驶入“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