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
您的位置：首页 > 高等教育
在中国语境下，逻辑、修辞与法律的关系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国内近年来也兴起法律修辞学研究。这里所研究的逻辑、修辞与法律之主旨，在中国特定的制度、文化、学术语境下恐怕跟西方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
学界有一种流传甚广的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中是不大讲逻辑的。如唐德刚在谈了西方法律如何讲逻辑之后，认为:
“可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古印度人也是一样)最瞧不起所谓‘写蓝格子的’‘绍兴师爷’和‘狗头讼师’。我们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为政以德’的。毫无法理常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他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满口革命大道理，事实上则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
不大讲逻辑，这种民族思维方式在司法裁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整体而言，古代判词一般重在说情，而不重说理，判决的内在逻辑过程较少完整地、清楚地表现出来。由此，自古以来在中国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实质性思维。当代中国法官仍然普遍存在着这种实质性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明显的缺陷，尤其是跟中国社会不断迈向法治的现实需求不符。其实，这种缺陷归根到底还是逻辑思维的欠缺。基于这种观点，人们往往会进一步提出: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一种法的形式理性。其实，类似的看法在民国时期即已经出现。如王伯琦认为:“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不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概念。”我国传统司法官逻辑思维的欠缺，跟我国传统哲学思维特征有很大关系。逻辑学在我国往往体现在古代名家思想中，然而这一思想一直却未获发展，反而备受排挤，成为学术末流。拒斥名家思想的后果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逻辑理性成为胡适所说的“衰落的科学”，逻辑方法始终没有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发展起来。结果，中国科学始终没有迈出理性的逻辑论证那关键的一步，始终没有走出经验的范围。因此，“中国哲学的推理思维方式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藉着‘体证’而非‘论证’，‘论证’重在分析思辨，以及藉由推理形式规则保证推论的正确性。而‘体证’重在身体力行的实践，是在活动，变化中感应着同一主体中的彼端。”哲学思维重“体证”而轻“论证”，擅长于情感、直觉、体验，而在认知、理智、推理方面较为欠缺。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法的文化解释——一个现代法命题与传统文化间的沟通[J]. 单飞跃.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17(02)
[2]“问题导向式立法”:一个经济法立法趋势[J]. 尹亚军.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01)
[3]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J]. 张守文. 政治与法律. 2016(12)
[4]多重逻辑下的城市专车治理困境研究[J]. 周向红,刘宸. 公共管理学报. 2016(04)
[5]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J]. 刘剑文. 政法论丛. 2016(05)
[6]论产业发展的软法之治[J]. 黄茂钦. 法商研究. 201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