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知识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来划分，“累积性进展”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在自然科学学科大厦的形成过程中，依靠逻辑的力量，从近代开始，迅速地以“累积性进展”向前迈进，用累积性成果搭建起各个学科的理论大厦。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四则运算为乘方开方打基础，提供累积，因而是“累积性进展”。其特点是，后人不必再进行同类研究，而只需在前人累积的知识基础之上继续深化研究。

社会科学常有学派，各自以学派为基础累积知识，其确定性程度稍低，其“累积性进展”凭借的是探索事物之间的关联及其规律，而不是严格按照逻辑给出比较确定的结果。比如经济学的价值与价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学的公平与效率，法学的情与法等等。这些事物之间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逻辑连接，而是体现出一定的可以被描述的关联性。因此，不关注事物之间的关联，就无法使这些学科产生“累积性进展”。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由于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性没有像自然领域的规律性那样具有确定性，而是体现为统计规律，因此，“累积性进展”也必然与自然领域不同。除了少数情况下前人的累积成果后人可能还要根据社会变化做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以已有的成果作为基础将研究向前推进。

人文艺术学科的“累积性进展”相对前两类要少得多。除了在艺术的某些技艺性质的领域有“累积性进展”外(比如某些绘画技巧、音乐的某些技巧和乐理部分，以及艺术与其他自然或社会现象的交叉部分)，大部分人文艺术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不以“累积性进展”为其学科的主要发展策略。从事这些学科的人们更关注个性而非共性或普遍性。所以，这些学科的进展凭借的是想象力，这种对想象力的看重，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音乐创作以及艺术作品的形成上，都无时无刻不在。例如，一种独特的绘画风格，或者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才是丰富这一领域的瑰宝。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基于个性上的某种前进，基于想象的丰富性的某种尝试，才是构成这些学科“累积性进展”的动力。

比照上述三大知识领域，教育学好像无法完全归类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它的“累积性进展”显得特别的不容易。在教育学的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后面的研究者可以完全否定前面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例如杜威(JohnDewey)基本否定了他之前的传统教育理论成果，而以儿童中心等教育理论取而代之;又如中国曾彻底否定西方教育学而推崇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后来又全盘否定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并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体系;再如，“文革”后否定了“文革”中的教育学理论，重新建立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学理论;后来又有学者认为教育学中吸收了过多西方教育理论，而呼吁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体系。总之，教育学给人的感觉好像特别不容易产生“累积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