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将这 15 名北洋大学堂毕业生的“各项考试试卷、教科书籍及学生自著论说等一并汇送”至学部， 并由学部奏请清政府简派两位大臣会同学部对其进行考试，10 月 1 日，清政府决定派张亨嘉、陈宝琛二人与学部一同“会考北洋大学堂毕业学生”。710 月中旬，这批学生在学部“分场扃试”，随后，经学部“将各场试卷详细校阅，计取列最优等三名，优等八名，中等四名”。8 由于这 15 人中有 3 人当时正处“在丁忧期内”，学部遂将其余 12

人于当年 12 月 10 日遵章“带领引见”，并请旨奖励。最终，这 12 名北洋大学堂毕业

生均被清政府“赏给进士出身”，并全部授予实官——“考列最优等”的 3 人中有 2 人被“授为翰林院编修”，1 人被“授为翰林院检讨”，“考列优等”的 6 人均“改翰林院庶吉士”，“考列中等”的 3 人均“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1 其待遇大致相当于过去科举殿试及第者中的“一甲”或“二甲”地位。

在 1905 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之后，清政府仍然按照以往的科举旧习，开始对一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赏给进士出身，后来，又将赏进士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其他一些领域。2 如上所述，到了 1910 年 12 月 10 日，北洋大学堂的首批 12 名本科毕业生成为全国 3 所官办大学堂学生中最早获赏进士者；而相比之下，京师大学堂这所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学府”直到当年 3 月才刚刚开办大学本科，故其在不到两年后清王朝宣告灭亡之时，

亦未及培养出任何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至于山西大学堂，其首批 19 名本科毕业生于

1911 年 5 月 27 日与北洋大学堂的又一批 20 名本科毕业生一同获赏进士，但前者不授实官，其待遇仍不及后者。3 由此可见，清末的北洋大学堂本科毕业生，在国内最早享有中央政府所认可的全国最高“学历”。平心而论，与长期徒具虚名的京师大学堂相比，北洋大学堂在实际办学层次、人才培养水平、毕业生所获待遇及其社会成就等方面均遥遥领先，因此，就事实的层面而言，该学堂才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最高学府”。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建校背景、学校名称、制度设计、教育基础，还是课程设置、办学水平、学生程度、毕业待遇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细致、深入的全面考察，1895 年诞生的天津北洋大学堂，在清末全国所有的官办新式学堂中，均可谓是率先初步具备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基本特征，在中国教育史上显然具有全方位的开创意义，因此，该校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堪称中国人自主创办现代大学的历史性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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