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城市化和都市生活现状研究意义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处于从封建帝国向独立的民族国家行进的路途中，在内部擅变和外部冲击的双层压力下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该时期最为核心的政治诉求，城市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最早成为实施这一诉求的主要场域。上海也因其殖民都市的境遇与中国近现代史发生的同步性，被看做是“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己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锁钥”，从而诱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建构与都市文学研究的日渐升温。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执迷”(夏志清语)，对现代性过分的依赖，使得启蒙、救亡话语和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成为压倒性力量，造成日常生活在都市文学创作、研究领域有意无意的遮蔽，文学上海研究呈现出“去地域化”、“去本土化”以及意义超载的现象。因此，将都市生活作为核心观照对象，通过历史考察和文本细读，还原都市变迁过程中作家都市书写的历史情境和心理图景，从而凸显文学上海的“中国经验”和本土特性就成为必要。

研究都市生活回避不开日常生活的关注，因为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都市生活的变迁最终都能在日常生活领域反应出来，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遍、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因此，经由日常生活场域追踪都市文学的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而近代以来启蒙、救亡话语和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成为压倒性力量，导致日常生活在都市文学创作、研究领域有意无意的遮蔽，因此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文学上海，有助于“破除种种改写上海历史背后的神话统治，恢复人们对历史经验之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感受与记忆”。

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依赖于两个重要条件:“个人的价值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解释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00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兴起，日常生活的独立价值开始得到承认，国外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的‘旧常生活”转向带来的影响和理论资源，使得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都市文学成为可能，并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譬如李今通过分析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揭示海派作家的日常生活意识和俗人意识，刘永丽从现代性角度叙述20世纪上海日常生活的百年变迁，张鸿声论述50-7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对于日常生活的抑制和改造策略，对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的研究则单一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发现上。

这些成果囿于论述的主题，难以在“日常生活”层面全面展开分析，在提供借鉴、开启思路的同时，也显示出目前研究现状中的薄弱环节:1一般将“旧常生活”叙述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无意中淡化了日常生活的都市场域，因此也关注不到“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前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区别特征。2.因过度聚焦于现代性，仅仅从反映论的单一角度将“文学中的日常生活”看作“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的附庸，没有看到二者间的辨证关系;作家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其充满体验性的日常实践及对日常生活的抵制或超越常常被忽视。3.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单个作家日常生活叙事形态的研究，但在整体上呈现出零散和不系统的状态，目前还没有从‘旧常生活”角度对20世纪“文学中的上海”进行系统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