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基本事实与解释

摘要：文章利用重庆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描述和初步解释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的关系，特别比较父母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同住的农村儿童和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儿童在在校率、教育完成率和教育递进率上的差异。通过使用更大的样本和更精细的儿童类型定义，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上，农村留守儿童最高，与父母同住的农村儿童其次，流动到城市的儿童最低;在教育完成率、特别是初中教育完成率上，3类儿童的相对大小完全相反。3类儿童教育状况的差异随着儿童性别、父母教育程度和户籍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收入效应、余子分离效应和制度隔离效应可能是3类儿童教育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儿童教育;余子分离;制度壁垒

1、引言

1980年代初期，我国流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07%。近30年，流动人口规模迅猛增加，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5% ;20巧年1%人口抽样调查公布的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79%。除了大规模的国内流动人口，我国受人口流动、特别是乡城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规模也十分巨大: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6100万人，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规模接近1亿人;受人口流动影响，全国近30%的儿童不能与父母一起居住(段成荣等，2014)。这些儿童面临教育、健康、照料、心理等诸多问题，其中与教育相关的问题受到最持久和广泛的关注。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的教育状况，但结论不尽一致，且在样本代表性、流动和留守儿童界定、以及指标构建等方面有待改进。本文利用重庆市2010年人口普查填答长表的全部数据展开研究，通过使用更大样本量的数据、更有针对性的儿童类型界定和更全面的教育指标，描述和初步解释了乡城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的关系。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在人口流动普遍存在情形下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现状和机制，进而为教育、户籍等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奠定证据基础。

2、文献综述和评论

农村儿童跟随父母进城后的教育等相关问题受到很多学者关注。周皓和荣珊(2011)从教育、社会融合和卫生保健3个角度梳理了 2009年以前研究流动儿童的中文文献，认为流动儿童在教育机会和公共卫生服务上遭遇不公平待遇，且面临社交焦虑、孤独、自卑等心理问题。周国华和翁启文(2011)回顾了1996 } 2008年间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的文献，梳理了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除了流动儿童，许多文献也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谭深(2011)的综述性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了家庭拆分和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综合作用。总之，学术界已对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他们的教育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

2.1父母流动与留守儿童教育

许多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证明了父母流动可通过迁移汇款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带来正面影响。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外出移民较多，迁移汇款占本国GDP的比例高达20 %，可帮助流出地家庭突破预算约束，为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积累更多资源(Edwards和Ureta , 2003 ; Bredl ,2011)。基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同样发现迁移汇款对留守儿童教育会产生积极影响。Yang(2008)发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菲律宾货币贬值导致菲律宾国际移民汇款的本地价值增加，这有效地促进了留守儿童的在校率。

同时，许多研究也表明父母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和学业成绩有负面影响。陶然和周敏慧(2012)基于江西的实地调查数据，发现较长的外出打工时间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Meng和Yamauchi(2015)基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MiC )数据，发现留守时间长度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有负面影响。父亲或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也不同。Comes(2015)基于菲律宾的数据，发现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损害大于父亲外出。

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前者指的是父母学业辅导和监管的缺失，后者体现为(1)家务劳动挤占了留守儿童的学习时间(Chang et al, 2010) ; ( 2)亲子分离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心理、生理健康及其学业成绩(Brauw和Mu,2011);(3)父母的迁移经验为子女迁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可能会抑制留守儿童在教育上深造的意愿(Bred1,2011)0

现有经验研究中，父母流动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通常体现为迁移汇款和亲子分离两种机制共同作用后的净影响。Bredl(2011)、陶然和周敏慧(2012)等研究发现亲子分离的负影响超过汇款的正影响，父母流动对留守儿童教育结果的净影响为负。同时，Xu和Xie(2015)没有发现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等指标造成影响，说明父母流动带来的亲子分离的负影响与汇款的正影响可能已经相互抵消。亲子分离效应和汇款效应的相对大小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当地环境、迁移特征等因素相关，这可能是基于不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发现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教育结果的影响不尽一致的原因。

2.2儿童流动与其教育的关系

我国流动儿童的教育首先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1998年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首次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在政策上削弱了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限制。但在实际中，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需要交纳昂贵的择校费，并且需要办理复杂的入学手续。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正式提出“两为主”政策;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对农民工“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管理理念，并且在文件中提出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作为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将流动儿童教育的“两为主”政策写入法律。随着政策的逐步出台和落实，到2015年大约80%的义务教育学龄流动儿童可以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5)，其余20%适龄儿童主要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目前，流动儿童面临的主要教育障碍体现在义务教育之后，比如流动儿童异地高考的改革始终没有落实。

研究流动儿童的文献在参照组的选择上并不一致。许多研究把拥有流入地户籍的城市儿童作为流动儿童的参照组。段成荣和靳永爱(2017)梳理了关于二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文献，认为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流动儿童所感知的参照组源于城市周边居民。同时，也有文献选择了不同的视角。Xu和Xie(2015)认为，当我们研究“流动”决策时，如果将城市户籍的儿童作为参照组，则很难估计流动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实际上，如果把流动儿童和城市户籍儿童对比，研究的是“有没有城市本地户籍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只有把流动儿童和农村本地儿童对比，研究的才是“农村儿童是否流动对其教育的影响”。

当文献将农村没有外出的儿童作为流动儿童的参照组时，往往发现流动儿童在入学率上处于劣势。Liang和Chen(2007)基于广东省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省内流动儿童入学率低于农村没有外出的儿童。如果仅聚焦于正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流动儿童，则有研究发现在城市就读的流动儿童学习成绩好于农村没有外出的儿童。Lai等人(2014)基于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和陕西农村公办学校儿童的调查发现前者的学业成绩表现好于后者。Xu和Xie(2015)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与农村没有外出的儿童相比，数学成绩显著更好。流动儿童群体内部的教育状况也存在差异，Chen和Feng(2013)基于2010年上海市流动儿童实地调查数据，发现就读于农民工小学的流动儿童学业成绩明显差于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

2.3文献总结及评论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父母流动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以及儿童流动对其教育的影响，基于文献可以总结出父母流动与留守儿童教育关系的影响机制。从留守儿童的角度来看，父母外出流动后收入增加对留守儿童教育有正向的影响，即收入效应;与此同时，父母外出导致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教育有负面的影响，即亲子分离效应。从流动儿童的角度来看，总体而言，城市较高的教育质量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有正面的影响，即教育质量改善效应，但城市的户籍壁垒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获得造成负面的影响，即户籍壁垒效应。父母流动在各个渠道上对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程度有多深?以及总的效应是怎样的?现有研究得到不一致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向已有文献注入新的证据。已有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研究样本量偏小。除了Liang和Chen(2007)所用数据的样本量超过10000人以外，其他大部分研究的样本量都在1000 } 2000人左右，可能不足以准确反映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之间的总体关系。对于教育指标的选择，一些文献也存在不足，许多文献着眼于人口流动与儿童学习成绩的关系，没有将不在校的儿童包含在内，因此也就无法考察儿童入学率这一更根本的教育指标。

3、数据来源和概念界定

本文使用重庆市2010年人口普查填答长表的全部数据研究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的关系。通过2010年人口普查新增调查内容，可以准确界定儿童的流动和留守状态。人口普查数据在在学状况和教育程度方面也有详尽信息，可以在教育机会和教育进度方面对现有相关文献做补充。

3.1数据介绍

本研究使用了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部长表数据。重庆市是典型的人口外流地区，根据该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全市外出人口达到505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的巧%(重庆市统计局，2017)。受到大规模人口外流的影响，重庆市留守儿童超过200万人，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居全国各省市区前列①。因此，对重庆市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关系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其结论对全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与往年普查一样，第六次人口普查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调查人口的基本状况，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全部填报。长表抽取10%的家户填报，内容在短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人口的经济活动、教育、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本文使用的是重庆市填答长表的所有样本，样本量为3188645人，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和分析重庆市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的总体关系。

我国2000年以及之前的人口普查都采用“常住人口”的口径进行登记，也即普查区的常住人口才能被登记到普查表中，已经外出而没有在户籍地“常住”的户籍人口的信息不包含在其户籍地的普查中。2010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登记方式较之前的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有所改变，不仅登记了调查时点居住在户籍所在地的人，还登记了户口在调查地但调查时点外出的人口。对于调查时外出的户籍人口，这次调查还登记了他们“调查时点居住地”信息。2010年人口普查可以覆盖到举家外出的家庭户。在本文使用的重庆长表数据中，共有948475户家庭，其中有4391户为举家外出户。根据居住地信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别该地区的类型，这是下文界定儿童类型和选取样本的关键信息。

3.2儿童的界定

已有研究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特征和社会融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杨菊华，2015)。本研究将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限制为农村儿童。“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界定一般有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两种口径。目前，我国统计局使用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城乡人口:城镇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农村人口指居住在农村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武洁、权少伟，2013)。为了契合研究目标，本文对“农村儿童”的界定做了调整，与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有两点不同:第一，本文对“农村儿童”的界定相对保守，排除了在农村地区常住但是具有非农户口的儿童②。第二，依据常住人口口径，具有农村户籍但是常住在城镇的流动儿童是城镇人口的一部分;因为流动儿童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所以对于户籍登记在农村地区的农业户口儿童，即使他们外出常住在城镇地区，我们仍将其纳入“农村儿童”范围，视作广义的“农村儿童”。

与此同时，我们对父母或儿童流动的距离和流向也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对于“流动”的界定需要同时考虑空间和时间口径，本文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且流动到户籍登记地所在区县以外的人口界定为流动人口。城乡和区域双重分割视角是解释城市外来人口研究的主要视角框架(张展新，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重庆市农村儿童中49%为留守儿童，居全国之首，比第二位的湖北省高6个百分点。

在我们使用的重庆人口普查数据中，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有44%具有非农业户口。2007>。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年)》的出台，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区域双重隔离主要体现在大中城市。因此，我们只考虑流向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地级市的市辖区的流动父母或流动儿童，而不考察流向县级市或者地级市市辖区以外区县的流动父母或流动儿童。

基于上文的限定，我们可以根据儿童的居住安排和现住地的城乡属性将农村儿童分为以下3类:}4}居住在农村，且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儿童;}2)居住在农村，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的儿童，也即农村留守儿童;(3)外出到城市的儿童①。

按照以上对农村儿童的界定，我们可以从样本中选取符合本文研究需要的农村儿童样本:首先将迁移到境外、其他县或者县级市等中小城镇或农村的儿童删掉，对于父母外出地属于“县”或者“县级市”的儿童也删掉，数据中父母和子女没有匹配成功、以及父母的婚姻状态为离异或丧偶的情况也不在本文考察的范围。通过以上筛选，本文最终分析的农村儿童样本量为224576人。这些儿童中，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农村常住儿童比例最高，为611%;其次为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占比为308% ;剩余的81%为外出到城市的儿童。

以上对于儿童类型的界定和筛选说明: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在2000年人口普查基础上新增的户籍在调查地但调查时点外出的人口信息是本文数据的独特之处，帮助本文更精准地界定了儿童类别②。

3.3儿童教育状态的度量

本文主要从是否在校、是否完成特定阶段教育、完成特定阶段教育的儿童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教育等3个角度来度量儿童的教育状况。

3.3.1是否在学

是否在学指标测量的是个人的教育机会。与个人年龄所在的学龄阶段相对应，我们将6一17岁儿童分为3个学龄阶段，分别为小学学龄阶段(6一11岁)、初中学龄阶段(12 } 14岁)和高中学龄阶段(15一17岁)。对于3个学龄阶段，本文分别考察小学学龄儿童是否在校、初中学龄儿童是否在校和高中学龄儿童是否在校。

3.3.2是否完成学业

是否完成学业测量的是各阶段教育的完成状况。如果年满6周岁的儿童能够按照义务教育法的相应规定进入小学，并顺利完成小学学业，那么他们在12周岁的时候可以小学毕业。如果12周岁的时候顺利进入初中并顺利完成初中学业，那么在15周岁可以初中毕业。因此，对于12周岁及以上的儿童，考察他们是否已经完成了小学学业，可以了解他们的小学学业的推进是否顺利;同理，对于巧周岁及以上的儿童，考察他们是否完成了初中学业，可以了解他们的初中学业的推进是否顺利。

3.3.3是否升学

是否升学测度了教育递进状况。对于12周岁及以上完成小学教育阶段的儿童，我们考察其是否继续就读初中。同理，对于巧周岁及以上完成初中教育阶段的儿童，我们考察其是否继续就读高中。

3.4样本描述

女孩占46%，其中外出儿童的女孩比例最低，为438%;与父母一外出儿童在14岁及以前绝大邵分和父母中的一方或者双方一起居住。在我们选取的儿童样本中，14岁以下的外出儿童865%的人与父母一起居住，另有84%的儿童与父母一方一起居住。因此，对于外出儿童，我们不再区分他们是否与父母同住。

如果依据2010年之前人口普查信息定义儿童类别，则会遇到下述问题:第一，对于居住在农村本地的儿童，由于没有外出人口的信息，如果父母不住在家中则无法判断父母是否为流动到城市的人口。第二，只有在流入地才能找到流动儿童，对于流动到城市的儿童，只能获悉其户口是否为农业户口，而无法判断其户口所在地是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地区、)起居住的农村常住儿童中女孩比例最高，为46.4%。儿童平均年龄为97岁，外出儿童平均年龄相对较大，为107岁，其中15 } 17岁的比例占到41%。农村留守儿童主要与祖父母一起居住(36% )，另有328%与母亲一方居住。外出儿童大部分与父母一起居住(63.4% )，另外约1/4与其他人一起居住。流动父母的教育水平高于与儿童一起居住在农村的父母的教育水平。超过一半的儿童户籍所在地为贫困县，其中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村常住儿童居住在贫困地区的比例最高，达到53.7%}

4、结果

4.1基本结果分析

4.1.1在校率

从在校率来看，小学学龄阶段3类儿童十分接近，除了6岁儿童有一小部分因为推迟到7周岁入学而处于不在校的状态外，其他小学学龄儿童的在校率都接近100%。从初中开始，3类儿童在校情况的差异开始显现，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差距逐步扩大。

外出儿童的在校率在3类儿童中最低，而且随年龄增加和教育阶段的递进下降得最快。12岁外出儿童中已经有66%不在校，比农村留守儿童相应比例高39个百分点，也比留在农村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的相应比例高32个百分点。外出儿童的在校率随年龄的增加下降得极为迅速，15岁外出儿童在校率仅为58.5% ,17岁低至26.9%。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在3类儿童中最高，15岁农村留守儿童中仍然有948%还在学校读书，17岁的相应比例为80.5 %

对于留在农村居住的两类儿童而言，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比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儿童更好，说明父母的外出流动与留守儿童的教育获得之间有正向关联。可能的解释是:在留守子女教育获得方面，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正效应超过了亲子分离负效应。

外出儿童与居住在农村的儿童的教育参与的差距，可能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流动儿童的异地就学受到城市人口和教育政策的限制，制度障碍可能剥夺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特别是中学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儿童而言，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高;因此，许多大龄农村儿童可能放弃学业，到城市工作。换句话说，农村儿童流向城市的初衷既可能是接受城市更好的教育(但其中许多儿童可能因为制度壁垒而无法入学)，又可能是在城市中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4.1.2教育完成情况

12岁儿童中仅363%完成了小学教育，13岁儿童增加至76.8% ,14岁儿童绝大部分完成了小学教育(92.9%)0 3类儿童完成小学教育的进度非常一致，不过从初中教育的完成情况来看，3类儿童则出现明显的差异。农村外出儿童完成初中教育的情况最好，15岁外出儿童中444%已经完成了初中教育，农村留守儿童中只有194%完成了初中教育，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村常住儿童相应比例有21.5%0

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村儿童的初中教育完成率高于农村留守儿童(见表3-B的差分1)，这说明农村留守儿童毕业得更慢。一方面可能因为农村留守儿童入学较晚从而毕业也更晚;另一方面可能源于父母流动给留守子女带来的亲子分离效应。外出儿童的初中完成率高于居住在农村的儿童(见表3-B的差分2和差分3)，一方面可能因为读完初中的农村儿童更有可能外出工作;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外出儿童在流入地接受的教育质量较高，具有更快的教育进度。

4.1.3教育递进情况

适龄儿童小学毕业后绝大部分都可以继续读初中，其中外出儿童小学毕业后继续读初中的比例略低，12 } 17岁的外出儿童小学毕业后继续读初中的比例为91.4%，低于住在农村的儿童。与表3中的教育完成状况类似，3类儿童初中毕业后是否继续读高中显示出很强的差异，农村留守儿童初中毕业后继续读高中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村儿童，外出儿童初中毕业后继续读高中的比例最低。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递进状况好于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村儿童。两类儿童的差异在小学毕业后往初中递进时较小，而在初中毕业后向高中递进时明显更大。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外出对子女教育参与的收入正效应在成本较低的义务教育阶段较小，在成本较高的非义务教育阶段才显现出来。同理，外出儿童的教育递进状况明显差于居住在农村的儿童，反映出许多农村儿童为了进城工作而放弃高中教育，或者许多流动儿童希望在城市上高中却因为制度壁垒而无法如愿。

4.2异质性分析

儿童教育在性别、家庭背景、地区票赋等方面普遍存在差异，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可能会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而不同。下文将分别从性别、家庭背景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角度分别考察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关联的异质性。

4.2.1性别差异

不论儿童是男孩还是女孩，农村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均高于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村儿童，这可能揭示出父母外出对子女教育的正向收入效应在不同性别的儿童中是普遍存在的。同时，父母外出与男孩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的正向关联比女孩更大，可能反映出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偏向于男孩。不论儿童性别，农村留守儿童的小学和初中完成率均低于与父母一起居住在农村的儿童，可能反映出亲子分离对教育进度负向作用的普遍性。其中，父母外出与男孩小学和初中完成率的负向关联比女孩更强，说明男孩学业的顺利推进可能更需要父母的陪伴〕

不论儿童性别，外出儿童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比其他儿童更低，小学和初中完成率更高，与全样本的结论一致。但是，儿童外出与各教育指标的关联在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一致的规律。

4.2.2父母教育程度

如果父母中至少有一方达到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本文将其定义为高教育程度父母;反之定义为低教育程度父母。3类儿童教育获得的区别在高教育程度父母和低教育程度父母之间的差异。不论父母教育程度高低，农村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都高于与父母一起住在农村的儿童。其中，父母外出与农村儿童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的正向关联在低教育程度父母中更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乡城劳动力迁移对低教育程度父母收入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从而使此类父母对儿童教育投入的增加量更大，使儿童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的改进更明显;第二，外出务工经历可能使低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有更大的提升，进而导致父母对子女教育投入增加得更多，使儿童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有更显著的进步。因此，父母教育程度较低的留守儿童可以通过父母外出务工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支持，从而缩小与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留守儿童的教育差距。不论父母教育程度高低，农村留守儿童的小学和初中完成率均低于与父母一起住在农村的儿童，并且父母外出与农村儿童教育完成率的负向关联在高教育程度父母中更强，这可能体现了高教育程度父母的陪伴对农村儿童教育的推进作用比低教育程度父母更大。

不论父母教育程度高低，外出儿童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均低于其他儿童，且儿童流动与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的负向关联在父母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中更强。这可能说明，高教育程度父母的子女流向城市更可能是为了接受城市教育，或者高教育程度父母可能更有能力克服子女在城市的就学制度障碍，使子女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更高。不论父母教育程度高低，外出儿童的小学和初中完成率都高于其他儿童，但儿童流动与教育完成率之间的关联在高教育程度和低教育程度父母之间的差异并无一致的规律〕

4.2.3地区发展水平

本文将重庆市的所有区县区分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以此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重庆市共有14个县为国务院原定的592个国定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中，这14个县包含了12个属于连片特困地区的县，以上14个县在本文中被界定为贫困地区。

不论户籍地是否为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均高于与父母一起居住在农村的儿童，且前者的小学和初中完成率低于后者，与全样本结论一致。但是，两类儿童教育指标的差距在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区别没有一致的规律。

不论户籍地是否为贫困地区，外出儿童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均低于其他儿童，小学和初中完成率均高于其他儿童。儿童流动与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的负向关系在贫困地区更强，儿童流动与教育

完成率的正向关系在在贫困地区也更明显。户籍地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形成了一种推力，这种推力在贫困地区更为强烈。换句话说，从贫困地区流向城市的儿童更可能是在农村完成学业后进城务工的儿童，这可以解释贫困地区的流出儿童在城市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比非贫困地区的流动儿童更低但教育完成率比后者更高。〕

5、结论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0年人口普查全部长表数据描述和初步解释了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的关系，特别比较了父母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一起居住在农村的儿童和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儿童这3类儿童在在校率、教育完成率和教育递进率等教育指标上的差异。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的样本量更大，对儿童类型的定义更清晰，并且考察了更基本却易被忽略的教育获得指标。

本文的数据描述发现，在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上，农村留守儿童最高，与父母一起住在农村的儿童其次，流动到城市的儿童最低。在教育完成率、特别是初中教育完成率上，3类儿童的相对大小完全相反:农村留守儿童最低，与父母一起住在农村的儿童其次，流动到城市的儿童最高。不同教育指标的不同结论呼应了文献中发现的父母流动对农村子女教育可能同时存在正面和负面效应。〕一方面，父母进城务工获得更高收入，对子女教育投入增加，可促进子女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另一方面，父母进城务工带来的亲子分离不利于留守子女教育进程的顺利推进，可能导致特定年龄阶段上的教育完成率偏低。流动儿童的低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以及高教育完成率可能归因于两点:第一，如果儿童流动到城市的目的是就业，那么相对于其他儿童，他们更可能已经在农村完成学业，同时在城市不就学。第二，如果儿童流动到城市的目的是上学，那么由于城市入学壁垒的存在，他们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比留在农村的儿童更低;但一旦进入城市学校，因为教育质量高或父母陪伴等因素，学业推

进可能比较顺利，教育完成率可能更高。3类儿童教育获得的差异可能随着儿童性别、父母教育程度和户籍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数据描述发现:第一，父母进城务工获得的额外收入可能更偏向于投资农村男孩的教育，使其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相对女孩增加更快;但缺少了父母的陪伴和监督，农村男孩的教育完成率相对女孩下降更大。第二，乡城流动可能给低教育程度父母带来更大的收入增加或使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有更明显的提升，进而使他们子女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有更大的进步;高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学业完成的陪伴和监督作用更大，因此高教育父母的外出对农村子女教育完成率的负向冲击也更强;对流动儿童而言，高教育程度父母可能更希望子女进城上学而非工作，也可能更有能力克服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障碍。第三，贫困地区的儿童更倾向于早早完成学业然后进城务工，因此他们在城市的在校率和教育递进率较低，但教育完成率较高。

本文的数据描述仅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对结果的理解还需要深入的验证。基于对数据描述结果的初步解读，本文提出若干政策改进的可能方向。第一，父母的乡城流动可为子女教育筹集更多资金，对提升农村子女、特别是低教育程度父母等弱势群体子女的教育水平有积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教育培训等方面促进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并保护他们在城市的劳动权益。第二，父母的乡城流动造成他们与农村子女的分离，这不利于子女教育进程的顺利推进。政府需要降低农村劳动力接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门槛，降低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入学的制度壁垒，使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同时更愿意及更有能力安排子女就近入学，在为子女筹集更多教育资金的同时使子女享受到城市更高的教育质量。